⚖️ 唐代法律中的性别不平等：条文与社会

唐代法律以《唐律疏议》为代表，虽被誉为“礼法结合”的典范，具有高度系统性与理性，但其核心仍建立在儒家伦理秩序之上，尤其是“三纲五常”中的“夫为妻纲”“父为子纲”，导致法律条文中普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。

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《唐律疏议》中体现性别不平等的法律条文，揭示唐代女性在家庭、婚姻、财产、司法等方面所处的从属地位。

一、家庭伦理：尊卑秩序下的“同罪异罚”

1. 夫殴妻 vs 妻殴夫（《斗讼律》）

条文	内容	不平等体现
夫殴妻	“诸殴妻者，减凡人二等；死者，徒三年。”	夫殴妻致死仅徒三年，远轻于普通人杀人（绞）或妻杀夫（斩）
妻殴夫	“诸妻殴夫者，徒一年；若伤重者，加凡斗伤三等；死者，斩。”	妻殴夫致死处斩，刑罚极重，体现“夫为天”的绝对权威

🔺 对比：

• 夫杀妻：徒三年
• 妻杀夫：斩首

→ 同样致死，刑罚相差悬殊，反映夫权对妻体的支配。

2. 子女对父母的“尊卑有别”

• 子女殴打父母：斩首（无论是否致伤）
• 父母殴打子女：
  • 致残：减凡人罪二等
  • 致死：徒三年（若非故意）

✅ 女性子女同样适用，但女性更受“孝道”与“顺从”双重压迫。

二、婚姻制度：女性的“从属身份”

1. “七出”之条的法律化（《户婚律》）

七出包括：

1. 无子
2. 淫佚
3. 不事舅姑（公婆）
4. 口舌
5. 盗窃
6. 妒忌
7. 恶疾

🔺 问题：

• “无子”归责于女性，无视男性因素；
• “妒忌”指反对丈夫纳妾，实为压制女性情感自主；
• 女性无“七去”之权，不能主动休夫。

2. “义绝”制度中的性别不对等

“义绝”指夫妻恩断义绝，必须强制离婚。

• 夫可因妻：“殴夫之祖父母、父母”而义绝
• 妻仅在夫：“殴妻之祖父母、父母”或“杀妻外祖”时才可主张义绝

❌ 女性主张“义绝”的门槛远高于男性。

三、财产与继承：女性无独立财产权

1. 嫁妆归属权模糊

• 女子出嫁时带去的“妆奁”（嫁妆），法律上视为夫家财产。
• 若离婚或守寡，能否带回嫁妆，取决于夫家是否“允许”。
• 《户婚律》规定：“诸以妻为妾者，徒三年。” 但未规定嫁妆归属。

✅ 实践中，女性常无法取回嫁妆，尤其在“被出”时。

2. 继承权缺失

• 儿子：均分家产（“诸子均分”）
• 女儿：
  • 未嫁女：可得“聘财”（相当于嫁妆预支），但远少于儿子
  • 已嫁女：无继承权
  • 守寡无子：可“代夫承祀”，但财产由夫家掌控

四、通奸与贞洁：双重道德标准

1. “和奸”条文（《杂律》）

表面看男女同罪，实则：

• 男性通奸多被视为“风流”，社会容忍度高；
• 女性通奸则被视为“淫佚”，败坏门风，常被“七出”或私刑惩处。
• “有夫之妇”通奸加重至徒二年，而男性无此区分。

2. 强奸案中的女性责任

• 女性若被强奸，需自证“非自愿”。
• 若“声张不力”或“事后未报”，可能被怀疑“和奸”。
• 社会舆论常指责女性“不守贞”“招祸”。

🔺 女性在性犯罪中既是受害者，又可能被二次惩罚。

五、司法地位：女性无独立诉讼权

1. 诉讼需男性代理

• 女性（尤其已婚妇女）不得独自提起诉讼。
• 必须由夫、父、子代为告状。

2. 证言效力较低

• 在涉及男性亲属的案件中，女性证词常被忽视。
• 尤其在“通奸”“谋反”等案中，男性证言更具权威。

六、特殊身份女性的法律困境

1. 婢女、奴婢

• 身份低贱，不受法律充分保护。
• 主人殴杀奴婢：徒一年（若非故意）
• 奴婢殴主人：绞刑
• 奴婢通奸：加重处罚

✅ 女性奴婢处于性别+阶级双重压迫之下。

2. 寡妇

• 守寡后可“代夫承祀”，管理家事。
• 但若“改嫁”，则失去所有夫家财产。

七、总结：唐代法律中的性别不平等结构

领域	不平等表现	法律条文依据
家庭暴力	夫殴妻轻罚，妻殴夫重罚	《斗讼律》
婚姻自由	男可休妻，女无反休权	《户婚律》“七出”
财产继承	女儿无继承权	《户婚律》“诸子均分”
通奸处罚	男女同罪，实则女性更受道德压迫	《杂律》“和奸”
司法权利	女性需男性代理诉讼	《断狱律》
身体自主	无“去衣受杖”明文，但羞辱风险仍存	实践中地方官裁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