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的上海，秋意已深。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便簌簌地落下来，铺在柏油路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金箔。街角的报童拖着长腔喊：“号外！号外！米价又涨了！”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，车窗里挤满了穿灰布长衫的职员和提着菜篮的妇人。空气里混着煤烟、桂花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——那是老房子在潮湿季节里吐纳的气息。
沈昭住在一栋三层的旧式洋房里，二楼朝南的一间。房子原是某位买办的妾室所居，后来辗转几手，如今归她所有。她丈夫死前留下的房产，虽不大，却带个小阳台，阳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茉莉，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唯一活物。
这日黄昏，她坐在客厅的丝绒沙发上，穿一件藕荷色的旗袍，袖口微卷，领口的盘扣松了一颗，也不去扣。手指无意识地缠绕着一缕从发髻滑落的黑发，一圈又一圈，仿佛在打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。她的脸很静，像旧照片里的人，眉眼清冷，唇色却偏艳，是那种不说话也显得有心事的美。
茶几上摆着一只青瓷茶杯，杯底还残留着一点冷掉的红茶，像凝固的血。窗外，纱帘随风轻轻摆动，影子在地板上游走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在无声地翻动记忆的页码。
她曾是“百乐门”的舞女。
不是头牌，却也小有名气。
人们叫她“昭小姐”，不带轻佻，因她舞跳得规矩，话也少。她不陪酒，不接私约，只在舞池里旋转，像一缕烟。她跳得最好的是狐步，节奏分明，步子利落，仿佛在逃离什么，又仿佛在追逐什么。
那时她二十出头，父亲刚死，家中败落。弟弟要上学，母亲病在床上，她别无选择。她记得第一次穿上舞鞋的感觉——那是一双银色的高跟，鞋尖缀着细小的珠片，在灯光下闪得刺眼。她站在更衣室的镜子前，看着自己，忽然觉得陌生。镜中人浓妆艳抹，眼尾描着细细的凤尾，唇红如血，像一出戏里的花旦，却不是她。
“昭小姐，客人等急了。”领班敲门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，走进那片金红交织的灯光里。音乐响起，是《夜来香》，周璇的嗓子，甜得发腻。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向她伸出手，她搭上去，指尖冰凉。他们旋转，贴得极近，她能闻到他身上的雪茄味和香水，混合成一种令人作呕的香气。
那一夜，她跳了七支舞，收了三块银元。回到阁楼时，脚踝肿得发亮，她脱下舞鞋，袜子上渗出血丝。她坐在床沿，盯着那双鞋，忽然想把它扔进黄浦江。
可第二天，她还是穿上了。
舞女的日子，像一场漫长的梦。白天她躲在阁楼里，读张爱玲的小说，抄《红楼梦》的诗词，偶尔写几行自己的心事：“月照空阶，人如秋叶。”她喜欢张爱玲笔下那种苍凉——不是嚎啕大哭的悲，而是静默中透出的冷，像秋夜的露水，无声无息地浸透衣裳。
她也曾有过真心。
一个银行职员，姓陈，戴圆框眼镜，说话斯文。他常来百乐门，只为看她跳舞。后来他们开始约会，在霞飞路的咖啡馆里喝红茶，谈文学，谈未来。他许诺娶她，说不在乎她的过去。
她信了。
她甚至开始学着做一个“良家妇女”——不再涂口红，改穿素色旗袍，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。
可当他母亲得知她的身份后，那封退婚信来得干脆：“陈家书香门第，不敢玷污门楣。”信是用毛笔写的，字迹工整，像在写一篇祭文。
她没哭。
她只是把那双银色舞鞋收进箱底，再没穿过。
后来她嫁给了周慕云——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。他比她大十五岁，秃顶，说话带点宁波口音，但从不问她的过去。他说：“过去的事，让它过去。”他待她不错，给她买旗袍，带她去杭州看西湖。她以为，这一生就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了。
可四年前，他开车去码头，遇上日本兵劫道，车子翻进河沟。他当场身亡，连遗言都没留下。亲戚们来奔丧，嘴上说着“节哀”，眼睛却盯着房产证和保险单。她站在灵堂门口，看着他们清点遗物，像在估价一堆旧家具。她那时便知道，人死之后，连悲伤都是多余的。
而他，陆仲勋，是她生命里又一个“不该”的人。
陆仲勋四十五岁，苏州人，出身书香门第。父亲是前清举人，民国初年在司法部任职，家风严谨。他自小读圣贤书，穿长衫，行礼如仪。后来留学英国，学法律，回国后在法租界当律师，专办涉外商事案，名声极好。
他娶的是表妹林素筠。两人自幼订亲，门当户对。她温婉贤淑，琴棋书画皆通，婚后住在苏州老宅，极少来上海。他们无子，因她体弱，医生说“恐难承嗣”。这成了陆家最大的心病。
陆仲勋的父亲在世时，常在饭桌上敲打他：“陆家三代清白，你莫要辱没门楣。”他低头吃饭，不答。他知道父亲在说什么——那些关于他与舞女、交际花的流言，早已传回苏州。
可他不在乎。
他在乎的，是那种“活”的气息。
他妻子像一具标本——苍白，安静，常年卧床，说话轻如蚊蚋。她读佛经，抄心经，每日焚香，仿佛已提前进入来世。他去看她，她只问：“案子忙吗？吃饭了吗？”从不问他在上海做了什么，见了谁。
他反倒觉得愧疚。
可愧疚之后，是更深的疏离。
他在上海的寓所，是一间位于霞飞路的公寓，整洁得近乎冷清。墙上挂着法律文凭和一张全家福——他站在中间，父亲威严，母亲端庄，妻子低头，像一幅没有生气的工笔画。
他来沈昭这儿，像是逃。
逃出那间充满药香与沉默的苏州老宅，逃出家族的期待，逃出“陆律师”这个符号。
他喜欢她家的气味——旧书、茶香、还有一点淡淡的樟脑味。她家的窗帘是旧的，茶杯有缺口，沙发的丝绒磨出了毛球，可这一切都真实。她会为一块糕点的甜淡争执，会因窗外的雨声失眠，会因为他晚来十分钟而生气。
她活着。
而他，只是在“扮演”活着。
他们的相处，从无激烈宣誓，只有细微的试探与退让。
他常在傍晚来，带着一盒点心或一瓶酒。有时是苏州的桂花糖，有时是英国的威士忌。他从不空手，也从不早到。他懂得分寸，也懂得如何越过分寸。
有一日下雨，他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，大衣滴着水。她递毛巾，他接过去，却突然抓住她的手。他的手很冷，指尖却烫。
“你抖什么？”她问。
“不是冷。”他说，“是怕。”
“怕什么？”
“怕你不开门。”
她心口一紧。
她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那日她梦见自己站在舞台上跳舞，台下坐满人，却都戴着陆太太的脸。她跳得越来越快，脚下发烫，裙摆着火。她在火中醒来，冷汗涔涔。
她开始害怕镜子。
镜子里的她，眼角已有细纹，唇色不再如少女般鲜亮。她曾靠美貌吃饭，如今美貌渐逝，她凭什么留住他？
她试过冷淡他。整整一个月，拒接电话，不开门。他不来逼她，只每天在楼下花店订一束白山茶，放在她门口。第三十天，她终于开门，看见他站在楼梯口，手里捧着那幅她父亲的山水画。
“我把它修好了。”他说，“你父亲的印章，补上了。”
她接过画，指尖发抖。
她知道，自己输了。
此刻，她靠在沙发上，呼吸急促，脸颊泛红。心口涌起的波澜让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想推开，还是更靠近。
他坐在她身边，手指轻轻梳理她散落的发。动作温柔，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。
“你满意了？”她低声开口，嗓音带着颤意。
他注视着她，眼神温柔到近乎残忍：“不，你才是满意的那个。”
她没再说话，只轻轻闭上眼，把心口翻涌的潮声都藏在眼睫之后。
纱帘被风吹得掀起，夕阳一点点暗下去，整个房间沉入暧昧的暮色。那幅修好的山水画挂在墙上，墨色沉静，仿佛在见证这一切。
那一声声轻响，仿佛仍在空气里回荡，像某种秘密，被风收拢，又悄然散落。
门外，电车叮叮当当驶过。隔壁人家开始做饭，油锅爆炒的声音隐约传来。生活依旧在继续，像一条无声的河。
而他们，不过是河面上的一对倒影，随时会被风吹散。
她睁开眼，轻声问：“明天……你还来吗？”
他低头吻她额角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：“来。除非你不再要我。”
她没答。
她知道，只要他还来，她就永远无法真正拒绝。
就像这暮色，明知会黑，却仍贪恋那最后一缕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