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昭成为舞女，并非出于向往浮华或追求刺激，而是一步步被命运推至悬崖边的无奈选择。她的道路，是1940年代中国女性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的缩影——没有英雄式的反抗，只有沉默的妥协与微弱的自保。
沈昭原名沈昭华，生于江南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。父亲沈砚之是前清秀才，民国后未能在新式教育体系中立足，只在私塾教些蒙童，兼以卖字画为生。家中藏书颇丰，四壁皆是线装书，堂前挂一幅“诗礼传家”的匾额。母亲体弱，常年服药，弟弟年幼，正在读中学。
她自小读书聪慧，尤爱诗词。十五岁那年，已能背诵《饮水词》与《花间集》，并在地方报纸副刊发表过几首小令。父亲曾指着她说：“此女若生在男儿身，或可中举。”——这句赞语，成了她一生中最明亮的光。
然而，1937年战火南侵，苏州沦陷。父亲因拒绝为伪政府书写告示，被日本宪兵队拘押三日，释放后一病不起，咳血而亡。家中藏书被劫掠一空，仅余几幅旧画与一方残砚。弟弟的学费无着，母亲的药费日增，家中田产早已变卖，只剩祖宅一处，却因战乱无人敢买。
她高中毕业那年，亲戚劝她：“女学生读再多书也无用，不如早嫁人。”可战乱年间，谁愿娶一个无嫁妆的穷家女？媒人带来的对象，不是年过半百的商人，便是残疾退伍的军官。她默默拒绝，心里却知：若不自谋生路，全家将饿死。
1943年，她随难民潮迁至上海。初时在一家小报馆做校对，月薪仅够买两斗米。母亲病重，需进口药，她四处借贷无门。一日，她路过霞飞路，看见“百乐门舞厅”的霓虹灯在雨夜中闪烁，像一只巨大的、诱惑的眼睛。
她本不屑于此。舞女在当时被视为“卖笑女子”，与妓女仅一线之隔。可当她在当铺第三次被拒——那枚祖传的银簪只值五元——她终于走进了舞厅后门。
领班是个精瘦的中年女人，叼着烟，上下打量她：“会跳舞吗？”
“不会。”
“学得快吗？”
她点头。
“长得干净，行。先试三天，穿高跟鞋走一圈，不崴脚就留下。”
那三天，是她一生中最羞耻的时光。她穿上借来的旗袍，套上银色舞鞋，在空舞厅里练习基本步。脚踝磨破，血渗进袜子，她咬牙不吭声。她想起父亲教她临《兰亭序》时说：“字如其人，要挺得住。”如今，她挺着腰背，在镜中练习微笑——那笑，要甜，要媚，却不能真。
第三天，她站在舞池边，灯光打下来，照得她如在云端。音乐响起，一个客人邀舞，她搭上手，指尖冰凉。她跳得僵硬，却规矩。领班在角落点头：“留着。”
她活下来了。
用她的舞步，她的笑容，她的沉默。
在百乐门，她从不陪酒，不接私约，不与客人过夜。她只跳舞，一曲两角，跳得规矩，收钱干净。她给自己定下三条底线：
1. 不醉：从不喝客人敬的酒，只说“胃病”；
2. 不独处：绝不单独赴约，哪怕对方出十倍价；
3. 不改名：别人叫她“昭小姐”，她从不改艺名，也不戴假姓。
她因此被其他舞女嘲笑：“装什么清高？还不是卖？”她不辩解。她知道，自己卖的是舞步，不是身体。她像在刀尖上行走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只为守住那点自以为是的“清白”。
她曾有过真心。
那个银行职员陈君，戴圆框眼镜，说话斯文。他常来，只为看她跳舞。后来他们开始约会，在咖啡馆里谈杜甫、谈萧红、谈战后想去哪里。他许诺娶她，说：“我不在乎你的过去。”
她信了。
她甚至开始学着做一个“良家妇女”——不再涂口红，改穿素色旗袍，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。
可当他母亲得知她的身份后，那封退婚信来得干脆：“陈家书香门第，不敢玷污门楣。”信是用毛笔写的，字迹工整，像在写一篇祭文。
她没哭。
她只是把那双银色舞鞋收进箱底，再没穿过。
那一刻她明白：
她的过去，早已烙在身上，洗不掉。
她可以改旗袍的样式，改说话的语气，改生活的地点，
却改不掉“舞女”这两个字带来的轻蔑。
所以，沈昭成为舞女，不是“选择”，而是别无选择。
她不是林黛玉式的柔弱，也不是白流苏式的算计。她像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——明明知道这条路会毁了她，却仍一步步走下去，因为“看看也好”。
她跟她们一样，不过她心里是知道的，她是爱着一个人的。她不能白白地把这爱糟蹋了。
她跳舞，是为了让弟弟完成学业；
她忍辱，是为了让母亲少受病痛；
她沉默，是因为无人可诉。
当生存成为首要问题，道德便成了奢侈品。
她不是堕落，而是下沉——像一片叶子，被时代的风暴卷入浊流，却仍想保持向上的姿态。
后来她嫁给周慕云，是想上岸。
而与陆仲勋的纠缠，是她沉入水底后，抓住的最后一根浮木。
她知道这浮木可能带她溺亡，
可她仍想握一握——
哪怕只是一瞬的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