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昭的家庭背景，是她一生悲剧与挣扎的底色。她的出身并非赤贫，却正是这种“曾经体面而后沦落”的境遇，使她的选择充满了撕裂感与道德困境——她不是无知者无畏地踏入风月场，而是一个被旧式教养浸透的女子，在生存与尊严之间反复撕扯的苦旅。她的家庭背景，从文化、经济、心理三个层面，深刻塑造了她成为舞女的必然性与复杂性。
沈家是典型的江南没落士绅家庭，信奉“诗礼传家”，重名节甚于性命。父亲沈砚之虽穷，却坚持不为伪政府效力，最终死于羞辱与疾病。这种近乎迂腐的气节，深深烙印在沈昭心中。
沈昭自小读书习字，能作诗词，这本是家族对“才女”的期许。可当她真正需要谋生时，这份才学却毫无用处。报纸副刊的稿费微薄，校对工作朝不保夕。她所学的《红楼梦》《饮水词》，在战乱年代如同废纸。她曾抄录李清照的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，可现实却是：一个女人，若不依附男人，连活下去都难。
家庭灌输给她的，是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儒家训诫。因此，当她决定进入百乐门时，内心的挣扎远比一般女子剧烈。她不是不知羞耻，而是太知羞耻。每一次穿上舞鞋，每一次被客人搂住腰肢，她都感到自己在背叛父亲的亡灵，玷污家族的门楣。可正因这份羞耻感太深，她才更拼命守住底线——不陪酒、不接私约、不改名。她要用这些微小的规则，在堕落中维持一丝“清白”的幻觉。
她像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——被黄金枷锁劈杀了人性，而沈昭，则被“名节”的枷锁劈杀了自由。她越是受过教育，越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的处境。
沈家的贫困，不是赤贫，而是“体面的穷”——有书、有画、有祖宅，却无现钱。这种贫困最致命，因为它让人放不下身段，又无力翻身。
父亲死后，家中唯一值钱的是几幅旧画和一方古砚。可战乱年间，谁买字画？当铺只肯出极低的价，且嫌“来路不明”。她抱着父亲的山水画跑了十几家当铺，最后只换回三包止咳药。那一刻她明白：文化资本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。她曾引以为傲的家学，不过是压在她肩上的石头。
1940年代的上海，女性就业机会极少。良家女子可做教师、护士、店员，但需推荐或关系。沈昭无背景、无嫁妆、无丈夫，连租房都被房东嫌弃“孤女独居，恐生是非”。她试过做女工，但纺织厂只收年轻健壮者，且工资不足以养家。当弟弟的学费欠缴、母亲的药停供时，她别无选择。
她的选择，不是主动投身风月，而是被一步步逼至悬崖。正如张爱玲所说：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”她的袍子曾是丝绸，如今破烂不堪，可她仍要穿着它活下去。
家庭背景赋予她的，不仅是外在的困境，更是内在的撕裂——她永远在两个“我”之间摇摆：
这种撕裂，使她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自我贬低与自我辩护的循环中：
初入百乐门时，她厌恶那些浓妆艳抹、勾肩搭背的同行。可很快，她发现自己的厌恶源于恐惧——她怕自己变成她们。于是她用“规矩”来划清界限：不醉、不独处、不改名。这三条底线，是她对抗自我堕落的心理防线。
她希望陈君娶她，是因为他“不介意她的过去”。可当退婚信来时，她才意识到：在世人眼中，舞女的身份一旦成立，便永不赦免。她的家庭背景给了她“配得上良缘”的幻想，现实却狠狠击碎了它。从此，她不再相信救赎，只求苟活。
她始终留着父亲的残砚、母亲的药方、弟弟的毕业照。家中陈设简陋，却必有一角摆放线装书。这些物什，是她与过去唯一的联系。她成为舞女后，反而更频繁地读张爱玲的小说——因为张爱玲写出了那种“清醒地沉沦”的痛：“她知道他是骗她的，但她还是愿意被骗。”
沈昭的家庭背景，像一张无形的网：
她成为舞女，不是因为贪图享乐，而是因为：
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子，在战乱与贫穷中，若不肯卖身，便只能卖舞步——而舞步，终究也是身体的一部分。
她的选择，是时代对“体面穷人”的残酷审判。她的家庭背景，既是她的枷锁，也是她最后的盔甲——让她在泥泞中，仍记得自己曾是“沈昭华”。
正如张爱玲在《金锁记》中所写：“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，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，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——完不了。”
沈昭的故事，也是这样一则未完的哀歌：
一个女人，带着旧时代的灵魂，在新时代的废墟上跳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