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三点半，也不是两点半，是精准的三点零七分。便利店的自动门“叮咚”一声，像为她一个人定制的开场音乐。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和一件鹅黄色的T恤，领口微微卷起，像是被风或者时间，不经意地咬了一口。
她不看我。径直走向冰柜，手指在玻璃上划过，留下一道短暂的雾气。拿一罐黑松沙士，然后站到收银台前。硬币一枚，两枚，落在金属托盘里，声音清脆，像心跳的节拍器。她付钱，转身，又“叮咚”一声，消失在街角。整个过程，不超过三十秒。
我数过。从她进门，到门关上，一百八十七帧画面。但我的记忆，只截取了其中几帧：她低头时，一缕头发滑落，在颈侧晃动，像一根等待被拨动的琴弦；她付钱时，左手无名指上，有一圈淡淡的戒痕，浅得几乎看不见，像被橡皮擦轻轻蹭过；还有她离开时，阳光斜斜地切过她的影子，把她的轮廓拉得很长，很长，一直延伸到马路对面那堵爬满藤蔓的旧墙。
她为什么是三点零七分？为什么是黑松沙士？为什么，那件黄T恤，让我想起1994年夏天，重庆大厦走廊尽头，那盏永远昏黄的灯？
我不知道。就像我不知道，她今天没有来。冰柜里的饮料排成队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。收音机放着《California Dreamin'》，唱着“我真想回到加州，躺在我妈妈身边”。可这里没有加州，只有潮湿的空气，和一个空着的、本该属于她的座位。
手表的秒针走了一圈，又一圈。三点零七分过去了。也许，她只是迟到了。也许，她再也不会来了。时间是个圆的，王菲说过。但有些圆，画着画着，就断了线。